隆慶五年五月十九，太子伴讀高務實回京銷假。
事實證明，出門遠行，不僅帶着兩百騎丁很有必要，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。高務實這一路歸來，託了高拱的福，即便帶着高達兩百人的家丁，沿途驛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着，絲毫不敢怠慢了。
當然，驛站雖然肯盡心盡力，架不住高務實這個隊伍實在太大，大多數驛站安排不下這麼多的人和馬匹，只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。
不過好在高務實出行的盤纏帶得足夠，每到一地驛站都會主動出錢，並且還比較大方，只需驛站方面跑腿安排，不僅不會虧本，還能從中小賺一筆，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緣。
當然，高務實如此大方，也不僅是為了一點路人緣，更主要的是通過這些手段拉一下和驛站吏員的交情，然後抽閒暇休息之餘的時間向他們了解一下現在驛站的真實情況。
歷史上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，就是在明朝末年時，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國原有的驛站系統。原本在陝西當驛卒的李自成突然失業，失去生計的他最終推翻了大明王朝。崇禎為了節省區區幾十萬兩白銀，卻丟了天下。
但歷史的進程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，因為崇禎其實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在他之前，僅高務實所知道的，明朝就至少有兩次裁撤過驛站系統，之前的嘉靖帝和將來的萬曆帝都曾經或將要干。
問題在於，無論嘉靖還是萬曆，都裁出了餘糧，而只有崇禎裁出了個李自成。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高務實也知道驛站系統花費巨大，是朝廷開支的一項大頭，將來高拱不倒，也肯定是要向驛站系統下手的——說不定他現在就已經在考慮了。所以，高務實覺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這件事稍稍摸個底。
要理解明朝皇帝對各地方驛站的態度，首先就要弄清楚這套系統的運營模式。事實是，如果僅僅把它看一個簡單樸素的官營旅館，那就大錯特錯了！
因為在明朝，真正的驛站其實是一種豪華官方招待所。除了我們通常都知道的郵政和軍事情報傳遞用途外，也承擔着很多其他職能。
根據高務實向沿途驛站辦事人員的了解，按照此時的規定，大部分驛站都擁有二進甚至三進的院子。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，朝廷經常有為官員們服務的驛站，其居住條件甚至不會比當地地方官的住所差——路過的官員有不少都比當地官員級別更高、權勢更大，怎麼肯住得差了？
一座明朝驛站至少擁有大門、鼓樓、中門、前後廳、左右廂房、廚房、庫房、馬房、驛丞宅等設施。大部分標準的驛站，有10間供官員居住的上房，20間供來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廂房，可同時接待幾十名賓客入住。
同時，這些驛站還設有自己的驛丞宅和辦公室。當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廚房和馬廄，還必須配齊馬夫、驢夫、步夫、館夫、庫夫、斗級、房夫、廚夫等管理和服務人員。驛站內必須有供他們居住的大通鋪房，甚至還有為備用的倉庫和臨時監獄供各類官員使用。
所以，此時大明的驛站，就像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一樣，遍佈在全國的交通路線上。為全國的「體制內人員」提供免費服務！而其服務項目，則遠比後世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還更為全面一些。
明朝驛站的服務職責主要可以分為三大類:
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務，正如前文所說的那樣，不僅有享用者的配套設施，還要供應全部的服務人員。
其次是車馬供應，以後來誕生了李自成的陝西驛站情況為例：西安驛有常備的馬27匹、驢10頭、拉車的牛若干、大車若干。如果這些還嫌不夠，就可以叫上百名驛卒等着獻出自己的肩膀。畢竟，這些底層官吏比起騾馬來說，更能夠吃苦耐勞。
最後，還有旅費供應，這點恐怕是現代人最無法理解的服務項目。官員們住驛站不但不花錢，還能反過來從驛站里拿錢。在此時，有不少官差到驛站住宿，走時都要以各種名義索要銀子。畢竟，驛站並不能覆蓋所有區域，而辦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卻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。如果不給，那麼驛卒甚至驛丞挨打，都是很常見的事情。
如果僅僅是不斷被人勒索，驛站系統可能不會成為數次裁撤的目標。但更要命的是，這些星羅密佈的驛站，不僅不是用市場化方式運營的，也不是靠國家撥款養活的。每個驛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間攤派，用當地人的額外貢賦來養活！
也就是說，驛站的日常運營維持，都在基層官吏和基層百姓之間進行。既沒有上下級官府的監督，沒有約定俗成的市場規範。所以實際要向百姓們收多收少，就是驛站官吏說了算。
就從每個驛站都要配備的馬匹來說。驛站的馬匹吃的不是草，而是糧食。早在朱元璋時期，驛站的每匹馬每年就需要當地供應80石糧食。然而，到了明朝中後期，陝西華州的一匹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糧食！而陝西當時的一頃耕地，只能出產7石糧食。所以，每養一匹驛馬就需要十多戶農民全年的血汗所得。
鑑於明朝那實在不怎麼樣的育種技術，不可能將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樣的體型，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這一百多年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翻5倍還多。這些多收的糧食，其實是被來往於驛站的「體制內人員」和驛站工作人員吃掉了。
明朝中期以後，吏治崩壞的速度大大加快。凡是和體制有些關係的人，都可以開介紹信到驛站住宿和使用車馬。好處不僅是免費，甚至可以反過來向驛站索要路費。於是為了養活費用越來越大的驛站，系統內官員就只有向民間攤派越來越多的費用。至於攤派多攤派少，完全看官員的個人良心。其中，就有驛丞在孝敬上官，逢迎差事以外還能積攢起千兩家財的。
明眼人都看的出來，如果不裁撤驛站，最後被驛站逼得活不下去的農民遲早會造反。
在當時，其實也有很多朝廷官員看到了這個問題。嘉靖皇帝在位時，朝廷就計劃把全國驛站規模裁減掉30%-50%，所節省的錢糧一半充做軍費。
想法其實還不錯，但在執行上，還是出了問題。地方官府確實減少了驛站的經費，但驛站的負擔卻並未減少。來往官吏們，照樣在驛站里大吃大喝，還要用車用馬。於是全國驛站的工作人員開始鬧罷工或者乾脆棄職逃跑。由於驛站本身也承擔着消息傳遞職能，後果就比較嚴重。
例如，當倭寇襲破福建興化城後，十萬火急的消息卻耽擱了一個多月才送到京師。不得已之下，這次裁撤改革在5年後宣佈失敗，一切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。
到了萬曆年間，張居正已經大權獨攬，也開始拿驛政下手。但他並未從節省開支的角度來強行規定裁減比例，而是從限制官員特權着手。他主持頌布嚴格的條令，法辦了違規官員幾十人，並有多名官員被降職和革職。其中還包括了孔夫子後裔和皇親國戚。
此外，張居正並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標，而是抓住了「官員特權」這一要害下手。還把改革驛政，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內容。這個思路就正確了不少，成功的把全國驛政花費縮減了30%以上，據說是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，為民眾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。
不過正如之前所說的，張居正這個辦法，國家和民眾或許有了好處，但強行用行政手段壓制天下官員，人亡政息根本沒得跑。
高務實之所以深入驛站了解情況，也是想從中仔細尋找突破口——他一貫同意「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」，所以強壓雖然不是說永遠不行，但一味強壓肯定不行，你關了一道門，起碼還得給人留一扇窗，這個道理就和兵法中圍城戰要「圍三缺一」類似——全部堵死，不如稍留縫隙作為宣洩口，以防困獸猶鬥、魚死網破。
